「经济发展」朱民：经济视角看特朗普20时代

　　此次我发言的题目是“特朗普2.0：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”，围绕三方面的议题进行展开：其一，回顾特朗普 1.0 时期的中美贸易摩擦，剖析其为当下经济形势遗留的经验教训；其二，深入探究特朗普 2.0 阶段的政策走向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；其三，着重研讨中国经济在面对特朗普 2.0形势下应采取的应对策略与发展路径。

　　从美国方面来看，特朗普1.0时期征收的约 800 亿美元关税，其成本几乎完全由美国消费者承担，这推动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上升。通过经济模型测算，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冲击。

　　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指出贸易战对中国的通货膨胀、贸易、股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自贸易战爆发以来，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关税税率大幅攀升。此前，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 3.26%，经多轮加征后，部分商品税率提升至12%~13%，对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后，涉及2500亿美元价值商品的税率甚至达到19.7%，关税覆盖率高达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70%，涨幅显著。关税提升导致中国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。以电子产品为例，中国电子产品在美国进口电子产品中的占比在最高时可达40%，但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急剧下跌，当前仅略超20%。与此同时，东盟占比上升，尽管其中不少产品由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生产，但这部分核算不计入中国的GDP。这与日本曾出现的产业空心化情况有所区别，这种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。

　　从出口总量来看，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，中国对美出口急剧下滑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，全球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度有所上升，近期又呈下滑态势。从总量看，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维持在5000亿美元左右，贸易顺差约3500亿美元，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从21%降至15.6%，表明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仍具有较强竞争力，只是未实现增长。与此同时，得益于贸易多元化战略，中国对亚洲、欧洲和东盟的出口自2018年以来均呈上升趋势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贸易战对贸易总量的冲击。

　　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股市也造成了较大冲击。以沪深300指数为例，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大幅下跌至2800点左右，这主要归因于市场信心受挫，不确定性急剧上升，以及外资流出等因素。美国股市同样经历了下跌后调整反弹的过程，只不过下跌态势相对缓和。

　　此外，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自2018年贸易战后持续下降，2019年更是急剧下滑，这表明制造业回流美国并非易事。贸易战促使美国的进口来源更加多元化，从过度依赖中国转向全球，但同时也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，推动了国内通胀。总之，特朗普1.0时期的贸易政策在关税、贸易结构与总量、股市以及产业转移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值得深入研究与反思。

　　特朗普2.0经济金融政策涵盖多个领域。首要的是减税举措，针对企业实施减税政策，同时在产业政策上对能源、国家重点制造业以及军工等领域予以支持。然而，其货币与金融政策、移民政策以及国防政策在实施路径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。就当前美国国内已明确的政策而言，若延续现行减税政策并增加政府开支，美国财政赤字将持续攀升。IMF《世界经济展望报告》显示，美国结构财政赤字率在2028年后预计将维持在4%左右，加之3.5%左右的利息支出，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率将扩张至7%~9%。7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曾对美元造成严重拖累。特朗普2.0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财政的持续扩张，其次，财政扩张极有可能推动美国利率回升至5%左右，并引发通货膨胀反弹，尽管关税成本可能转嫁给消费者、公共债务会使美元走弱，但资本回流又会促使美元走强，总体而言，美元走强趋势较为明显。美国新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尚不明晰，尤其是产业资本流动方向难以确定，特朗普对产业政策的阐述相对有限。

　　美国税收基金会和彼特逊世界经济研究所分析指出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难以一步到位实施60%的关税加征，存在逐步提升关税的可能性。例如先从10%再到20%，逐步递增。国会有可能通过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政策的提案，一旦实施，现行关税将从3.75%大幅提升至25%左右，且覆盖范围达到百分之百。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，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制造业产品，这将导致中国资本流入近乎归零，科技合作受阻，制造业面临脱钩风险。60%关税的核心意图是实现制造业脱钩，目前出口制裁与投资约束已日益增多，诸如美国资金被限制投资中国股市，政府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也受到约束。因此，特朗普2.0在贸易方面的对华经济政策相较于1.0阶段将进一步强化。从特朗普1.0 至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来看，主要存在三个支撑点：其一为直接的贸易打压、制裁以及资本流动管控；其二是通过产业政策提升美国竞争力，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，拜登在这方面的推进力度强于特朗普；其三是构建全球联盟以遏制中国。特朗普与拜登的方式有所差异，拜登侧重于全球联盟，而特朗普主要与单个国家签署针对中国的贸易协定。从这三个维度综合判断，特朗普很可能全面继承拜登的相关政策，这将进一步加剧中美经济摩擦。

　　关税的影响不容小觑。以中国对美国出口为例，中国对美国出口加征7.5%关税的产品额约占20%，若按照实际税率的一半计算，中国企业出口将受到显著影响。当前，中国企业在应对关税时可调整的空间已基本耗尽，包括企业自身的价格调整、成本控制、削弱利润空间、降低流通费用等措施。在美国20%的关税调整幅度下已举步维艰，若再加征20%关税，冲击将更为严重。将中国出口至美国且在美国进口中占比重大的产品分为两类：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，如中国纺织品占美国进口纺织品的45%，印刷品、皮革等占比均在25%以上，若关税再加征 20%，这类产品出口将迅速向东南亚、墨西哥、越南、印度等地区转移。二是电气设备、制造业等产品，占美国进口的30%，目前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此类产品多为中间产品，中间产品关税弹性大小至关重要，弹性小则可能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大规模向境外转移，而通过提升科技水平、产品提价等方式抵御关税影响，将成为未来中美博弈的关键领域，这也将深刻影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和投资关系。

　　从全球经济增长视角审视，其将致使全球GDP较基线个百分点，产业链稳定性遭受冲击，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。全球资本流向美国，使新兴及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。鉴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流动性紧张与高债务水平的现状，资本持续外流将进一步加剧其债务风险。同时，WTO框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作用也被弱化。自2008年以来，全球贸易占GDP比重基本维持在60%左右且波动频繁，这一现象表明贸易已非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。在特朗普政策的作用下，贸易占GDP比重或呈下降态势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尤甚，其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低迷。

　　展望2025年，美国经济有望走强，中国经济亦将保持稳健并实现回升。但从全球财政状况而言，财政赤字将持续扩张。疫情前财政赤字上升相对平缓，疫情后则大幅反弹，当前全球财政呈进一步扩张趋势，美国表现更为突出。财政扩张源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、地缘政治紧张导致的军备开支增加、民生保障需求以及产业政策推行等多重资金需求，这已构成全球经济的重大潜在风险。

　　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问题愈发关键，央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。以美联储、欧央行、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为例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在2007年为0.7万亿美元，2008年金融危机后急剧膨胀，2020年危机期间再度跃升，随后通货膨胀加剧。随着特朗普政策的实施，利率或重回高位且流动性趋紧，这将引发新的潜在风险。

　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，贸易分裂态势日益严峻。回顾冷战时期，苏联与美国两大阵营贸易持续萎缩。俄乌冲突后，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也在逐渐的减少。去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提出不再相信华盛顿共识，要信产业政策，2023年末实施的产业政策措施达到了1500个左右，这标志着全球产业政策干预大幅增强，世界经济碎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，这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攀升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《2024年世界经济风险分析》显示，在前十项风险因素中，仅一项涉及经济衰退风险，其余八项均为非经济领域的风险，也包括地缘政治风险。这充分凸显当今世界经济已深度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，充满不确定性。对于传统经济学家而言，单纯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当前复杂局面，而特朗普2.0 必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，增强其不确定性，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。

　　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，中国采取了直接且有效的应对策略，即专注于自身发展，以应对外部波动带来的挑战。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，但人均 GDP 持续上升，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，这一成绩来之不易。

　　首先，中国着力于扩大内需，推动消费升级。自2000年起，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2%降至当前的48%左右，凸显出消费不足的现状，而投资与出口占比较高。从消费结构来看，中国房地产消费已达峰值，商品消费占GDP比重从40%下滑，在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后，商品需求消费减少，而教育、医疗、文娱、旅游等服务性消费逐渐兴起。因此，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国内消费，尤其是服务消费领域。这就需要大规模推动服务业的改革开放，鉴于当前服务业国际化水平相对滞后，这一举措尤为关键。

　　其次，中国制造业正通过提升科技实力来维持其全球竞争力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33.3%，超过美国、日本、德国和韩国四国总和（29.7%）。现阶段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制造业提升至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水平。过去四十年，中国制造业以低成本优势占据全球市场，如今则需朝着高品质、高科技且成本可控的方向发展，以此增强产品粘性，应对高关税等贸易壁垒。近年来，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进程加速，投资回报率显著提升。2018年贸易战后，制造业战略地位凸显，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迅速升至50%左右。在新一代制造业领域，如智能驾驶、机器人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。以智能驾驶为例，全球六大相关公司的核心技术在中国汇聚，中国率先实现了激光与路联网反馈系统的有机结合，为未来制造业发展开辟了新方向。

　　再者，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是迈向碳中和。2020年，中国承诺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，这不仅是对全球的庄严承诺，也是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，有助于推动经济向绿色、可持续方向发展。在碳中和进程中，能源革命是关键一环。尽管煤炭目前仍占中国能源消费的57.7%，但清洁能源发展迅猛，光伏成本持续下降，2021年已降至0.14元/度。截至目前，新能源装机容量已达17亿千瓦，占总装机容量约34%~35%，但因光电、新能源稳定性不足，电网接入存在瓶颈，制约了其充分发挥效能。氢能成本有望降至2.5美元/公斤，产业链逐步完善；核电亦稳步发展，运营核电站达52座，规划建设286座，占比将从2%提升至7%~8%。当前绿色转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，尤其是数字电网和智能电网的建设，以保障37%的新能源装机容量得以有效利用，释放绿色转型的巨大潜力。

　　总之，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，中国的战略清晰明确，即聚焦国内市场开发，提升产品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，从消费、制造业和绿色转型等多个维度发力，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。特朗普2.0时期政策的最大问题便是不确定性，中国在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的同时，坚定不移地推进自身发展战略，这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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